译联10年翻译品牌，20000家企业见证深圳翻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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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与近代的翻译标准是一步步在演化和变迁的，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翻译就是其中之一，在古代，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再到唐玄奘的“五种不翻”，高凤谦的“辩名物”、“谐声音”，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马建中的“善译”等。
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翻译史和翻译标准后，罗新璋将我国的翻译标准归纳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种归纳也是一种对我国古代到现代的翻译标准一种总结。
在我国，一般来说，影响较大的翻译标准是严复的“信、达、雅”。但我国翻译界对此标准存在明显的分歧。研究下来，有三种观点，观点之一是完全肯定严复的“信、达、雅”；如,早期的郁达夫认为“信、达、雅”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彭卓吾认为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著名人士的翻译观，还远远赶不上严复的“信、达、雅”说；观点之二是完全否定“信、达、雅”的。
不管人们对严复的“信、达、雅”持怎样的观点，反对也罢，赞同也罢，走中庸之道，部分赞同，部分反对也罢，“信,达、雅”对中国的翻译影响之深是客观存在。总体说来，恐怕绝大多数人还是认同“信、达、雅”。当然“信、达、雅”的提出迄今一百余年，自然有其局限性，加上严复所处的年代文言文盛行，在翻译时的要求与在现代中文相对发达的今天无疑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不过，我们可以“旧瓶装新酒”，对严复的"信、达、雅”赋予新的诠释以运应当今的翻译现状。
本文通过部分摘录对我国翻译发展的标准进行简短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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